文章| 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寻租吗? ——基于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的实证研究
引文格式：胡志安,邱智敏.不确定性会导致企业寻租吗？——基于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报.2021,8(2):129-151.
专家点评：作者信息：
胡志安 中央财经大学 经济学院
邱智敏 北京大学 国家发展研究院
摘 要 在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企业可能会通过寻租或行贿的手段来缓解不确定性造成的经营问题。利用2005 年世界银行投资环境调查数据，本文首先从信贷、雇佣规模等角度，描述了高不确定性水平下企业面临的经营困难。进一步借鉴以往文献，采用招待费、差旅费支出度量寻租费用之后，我们发现不确定性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寻租费用，并且这一关系在国有企业和高管学历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最后，我们通过使用企业的管理层变动和地方主政官员变动构建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其他类型的指标度量不确定性等多种方法，进一步验证了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寻租这一关系的稳健性。本文结论表明，降低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起到降低企业的寻租动机，从而克制腐败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 不确定性;企业寻租;招待费和差旅费支出
结构安排
第 1 部分介绍本文所使用 的数据和变量，并描述各变量的统计特征和主要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
第 2 部分首先考察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融资、劳动力雇佣等方面的影响，从而说明企业寻租的动机，然后展示不确定性对ETC 的影响，并探究其中可能的异质性来源;
第 3 部分用工具变量法及其他不确定性指标进一步验证文章结论的稳健性;
最后一部分总结全文。
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主要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贡献和差异∶
第一，本文首次提出了寻租是企业主动应对不确定性的可能手段，为不确定性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
第二，本文通过采用详细的企业层面指标、辅以地区-行业层面指标、构造工具变量等三种方法来研究不确定性问题，克服了文献中常用的宏观指标的缺陷，所得结论更具可靠性;
第三，除企业寻租外，本文还考察了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融资约束、劳动力雇佣和创新的影响，为研究不确定性影响实体经济的文献提供了进一步的证据。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形势下，政府采取有效措施降低企业面临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以起到减轻企业的寻租动机、克制腐败的重要作用。
研究结论表明："降风险"和"反腐败"两大政策目标之间并非完全独立。降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缓解企业经营风险不仅仅有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同时能起到抑制企业的寻租动机，从而克制腐败的重要作用。
全 文 如 下
0 引言
不确定性是后金融危机时期社会各界重点关注的问题。近年来的英国脱欧、中美贸易摩擦、新冠疫情等事件导致全球经济运行的不确定因素大大增加。具体到我国，伴随着经济发展进入增速换挡阶段，不确定性水平呈现出明 显的上升趋势。图1展示了国内外学者构建的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标的变化趋势，明显可见我国的不确定性水平在近五年内陡然上升。
以往文献发现，不确定性对实体经济存在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当无法对未来的经营收益和成本有稳定预期时，企业会减少或延迟投资和劳动力雇佣，导致短期内资源配置效率的大幅下滑（Bloom，2009;Stein & Stone，2014;王义中和宋敏，2014;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Gulen & Ion，2016;饶品贵等，2017）。
企业的生产规模也相应受到限制、收购、兼并等企业间行为在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下显著减少（Nguyen & Phan，2017）。同时，银行等金融机构出于降低风险的考虑，也会在不确定性上升时减少信贷，导致企业出现融资困难（邱兆祥和刘远亮，2010;林建浩和阮萌柯，2016）。更重要的是，由于企业等经济行为主体在面临高不确定性时表现得更为谨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短期内刺激经济的效果会大打折扣（Bloom et al.，2007;Bloom，2014）。
综上所述，以往研究大多考察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如何被动地调整生产经营活动，而对另一个重要问题关注较少——企业会采取何种方式主动应对不确定性的上升?本文认为，寻租是企业可能采取的主动策略之一。一方面，企业面临高不确定性时，难以依赖自身经验和市场信息判断未来经济和政策走势。通过寻租这一非正式途径，企图可以获得更多消息，从而更好地制定生产决策（Wellman，2017）。另一方面，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控制了大量的政治经济资源，企业通过来寻租可以获得高额回报，包括减轻税收负担（田彬彬和范子英，2018），获得财政补助（Fang et al.，2018），拓宽销售渠道（黄玖立和李坤望， 2013）等。以上多方面的收益均为企业提供了寻租动机，而当不确定性上升导致企业出现经营困难时这一动机可能愈发强烈。在当今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之下，厘清不确定性和企业寻租之间的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政府和决策部门更好地实现"降风险"和"反腐败"的双重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政策价值。
但是，研究不确定性和企业寻租的关系存在度量上的挑战。当前研究中常用的不确定性指数只随时间变化，不随企业变化，这导致截面上不同企业的行为差异难以被不确定性所解释。新近的一项研究 Hassan et al.（2019）发现，时间和行业等变量最多只能解释企业间不确定性差异的 10%左右，同一时间、同一行业的企业仍然面临非常不同的不确定性水平。这 一发现凸显 了利用企业层面指标来研究不确定性问题的重要性，但可惜目前少有学者从这一方面开展研究。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利用企业层面的不确定性指标，并借鉴文献中常用的寻租指标，为企业通过寻租手段来应对不确定性提供可能的证据。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 2005年针对我国进行的投资环境调查。我们利用该调查中企业对于自身生产经营过程中面临的不确定性水平的打分来度量企业层面的不确定性，并采用 Cai et al.（2011）首次提出的招待费、差旅费支出（Entertainment and Travelling Cost，简称 ETC）来度量企业寻租。在实证结果方面，本文首先发现不确定较高时企业的经营困难加大，体现在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上升，雇佣的劳动力规模下降。而经营状况的恶化以及寻租带来的诸多好处为企业寻租提供了动机，导致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的 ETC 显著上升。该结论在控制了企业盈利能力、上下游关系、创新活动、总经理特征、市场竞争等可能的干扰性因素之后仍然稳健。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不确定性对企业寻租的正向影响在对政府部门依赖程度更高、生产效率更低的国有企业中更为明显，但政治关联程度不同的企业之间没有明显差异，同时总经理的受教育水平可以显著弱化不确定性和 ETC 之间的关系。最后，我们分别通过使用企业的管理层变动和地方主政官员变 动构造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用地区-行业层面的指标度量不确定性等多种方法进一步验证了不确定性和 ETC 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了文章结论的可靠性。
1 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使用的 数据来自世界 银行 2005 年在我国开展的投资环境调查（Investment Climate Survey，2005）。该调查由国家统计局负责具体执行，旨在搜集 2004 年（及部分之前年份）的企业经营信息，用于评估不同省市的营商环境（World Bank，2006）。该数据涵盖所有制造业大类行业的共 12400 家企业，分布在我国 30个省（西藏、港澳台除外）的 120 个城市。受访企业中，大型国企占 8%，外商投资企业占 28%，民营企业占 64%。总体而言，该数据在企业分布的地区 、行业、所有制类型方面均具有很好的代表性，由此得出的研究结论也具有广泛性。需要说明的是，世界银行分别在 2003 年和 2012 年在我国进行了两期类似的企业调查，但由于这两期调查缺少可以用于度量不确定性或 ETC 的相关问题，因此本文仅使用 2005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投资环境调查问卷 B 部分请企业对影响生产经营的多个因素进行打分，本文使用的不确定性指标则 来自于其中企业对"不稳定的经济和管理政 策"（"Unstable Economic and Administration Policies"）这一因素的打分。具体打分选项从低（0）到高（4）反映了企业对不确定性程度的不同评价。根据表1的变量描述性统计，本文使用的样本中共有 45.7%和 28.2%的企业对该问题的回答为"0"和"1"，回答另外三个选项的企业占 26.1%。因此，在构建不确定性指标时，我们对后三个选项进行了归并处理，即将回答"0"定义为"不确定性=0"，回答"1"定义为"不确定性=1"，其余定义为"不确定性=2"。
本文使用的这一不确定性指标有三方面的特征;首先，这一指标可以度量企业之间的不确定性差异。以往的实证文献常用宏观的不确定性指数来度量不确定性，例如图1中使用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这些指数只在时间层面上发生变化，难以解释截面上不同企业之间的不确定性差异（Hassan et al.， 2019）。另外，使用宏观指数进行实证分析意味着无法控制时间固定效应，这使得随时间发生变化的不可观测变量无法得到有效控制，从而导致系数估计的偏误。这些问题凸显了本文使用企业层面指标来研究不确定性问题的价值。
其次，本文的不确定性指标实际度量的是企业在生 产经营过程中感知到的不确定性水平。这一类感知到的不确定性（Perceived Uncertainty）在家户研究中比较常用，Van der Wiel（2008）、Guiso et al.（2010）、Giavazzi and McMahon（2012）、Luttmer and Samwick（2018）等均采用这一类指标研究保险政策不确定性对于个人及家户行为和福利的影响。Hassan et al.（2019）使用美国上市公司每季度的业绩会议电话中涉及风险的词频来度量不确定性。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的也是企业感知到的不确定性水平，因此在这一点上本文与他们的研究是相似的。
最后，由于调查问卷并没有界定"经济与管理政策"的范畴，因此本文的指标度量的企业不确定性来源可能不仅包括宏观经济政策调整等企业外部因素，还可能包括企业内部的经营风险、管理层变动、经营策略调整等。我们对不确定性的描述发现，石油、医药、金属制造、通信设备等受政府政策影响较大的行业的平均不确定性水平相对高于其他制造业行业。同时，下文还发现企业所在地的主政官员变动显著提高了依赖本地市场的企业的不确定性水平。另外，过去年份有管理层变动的企业的不确定性水平也明显高于其他企业。这些发现都说明了本文考察的不确定性既来自于企业外，也来自于企业内。
在下文中，我们利用该指标研究了不确定性和企业融资、劳动力雇佣、创新等相关文献中常见的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得出了和以往文献相同的结论，从而论证了该指标的有效性。当然，本文也利用文献中使用的其他不确定性度量指标来验证结论的稳健性，包括行业亏损率和企业盈利能力的分散程度（Bloom，2009;贾珅和申广军，2016;Zou et al.，2020）。
在企业寻租的度量方面，本文参照 Cai et al.（2011）构建了 ETC 指标，即 2004年企业招待费和差旅费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另外我们也利用招待费和差旅费支出对数、雇员人均招待费和差旅费支出对数进行了稳健性检验。根据表1的描述性统计，本文样本企业 ETC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平均为 0.951%。在其他的被解释变量方面，贷款难度虚拟变量定义为自 2003 年末以来企业从金融机构贷款的难度是否上升，辞职/辞退/雇佣比例定义为 2004 年辞职/辞退/雇佣的员工占企业总员工的比例，研发创新支出占比定义为 2004年企业研发创新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其他控制变量或异质性分类变量包括 2003 年主营业务收入（对数）、企业年龄、所有制类型、企业盈利能力、与主要客户/供货商之间的合作年份、总经理是否政府任命、总经理学历水平和市场竞争。其中，企业盈利能力定义为 2004年主营业务收入较 2003 年的增长（对数），市场竞争变量来自于问卷 B 部分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反竞争行为（Anti-Competition Behaviors）"这一因素的打分，与不确定性的定义类似，我们将回答"0"定义为"市场竞争=0"，回答"1"定义为"市场竞争=1"，其余定义为"市场竞争=2"。
下文中我们分别从企业内部不确定性来源和企业外部不确定来源两个角度构造了不确定性指标的工具变量。企业内部工具变量是指企业在过去四年经理是否变动这一虚拟变量，企业外部工具变量则来源于企业所在地级市市长在 2003—2004年期间的变动情况。但由于市长是否变动这一虚拟变量会被回归方程中的城市固定效应所吸收，因此我们将它与企业销售中销往本市的比例进行了交乘，将这一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这一构造方法的逻辑是地方主政官员的变动可能对更依赖于本地市场的企业影响更大。另外，参照贾珅和申广军（2016），我们利用工业企业数据库，在城市-行业层面计算了2003 年行业亏损率、利润率标准差和 ROA 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额外度量指标。剔除了关键变量的缺失值和异常值之后，本文主要回归分析使用的样本为 12264 家企业。所有变量的名称、用途及统计描述见表1。
在进入回归分析之前，我们对不确定性程度不同的企业及其相关特征进行了均值比较，这可以帮助我们粗略分析不确定性和 ETC、企业所有制类型、年龄
和规模之间的相关关系。表 2 展示的结果表明，不确定性更高的企业 ETC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也更高。例如，在不确定性为0的企业中，ETC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平均为0.932%。相较而言，不确定性为 1 或 2 的企业中，该比例要高0.03~0.04个百分点。由于 ETC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的上升可以同时被解释为 ETC 数额的上升和主营业务收入的下降，因此我们进一步对比了 ETC 数额的对数值以及雇员人均 ETC 数额的对数值，结果证实了不确定性与 ETC 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同时，我们发现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中.国有企 业占比较高.且这部分企业成立时间更早、规模更大。这其中的原因可能在于国有企业及其他规模较大的企业对外部经济环境的依赖程度更高，且内部经营管理更为复杂，因此不确定性也更高。需 要说明的是，由于没有控制住其他变量的影响，表 2中反映出来的不确定性和 ETC 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初步的，还需通过多变量回归以及工具变量等方法进一步识别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
2 实证分析
在本节，我们首先考察不确定性与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企业在不确定性环境下面临的经营困难，并说明经营困难可能为企业提供寻租动机;另一方面，使用独特的企业层面不确定性指标来验证以往文献中发现的不确定性与企业经营之间的关系，可以证实该不确定性指标的有效性。在这一基础上，我们接着考察不确定性和 ETC 之间的关系，验证其稳健性，并探究其中可能的异质性来源。
2.1 不确定性与企业经营困难
我们从金融贷款和企业劳动力规模两个方面来说明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面临的经营问题。具体的回归方程如下∶
(1)
其中，i代表企业，j和c分别代表企业所属的制造业行业和所在的城市。Yijc代表企业从金融机构贷款的难度以及企业劳动力雇佣相关的变量。Uncertaintyk,ijc 分别指代不同不确定性程度的虚拟变量，例如"不确定性=1"时，Uncertainty1,ijc 取值为1，而"不确定性=2"时，Uncertainty2，ijc 取值为1。当使用不做归并处理的不确定性指标进行回归时，K取值为4，而在归并处理时，K取值为 2。"不确定性=0"的企业则作为基准组，因此，βk衡量了"不确定性=k"的企业与"不确定性=0"的企业之间被解释变量的差异。Xijc表示一组控制变量，包括 2003 年主营业务收入、所有制类型和企业年龄。indj是行业固定效应，用于剔除行业异质性的影响，例如不同行业的经营模式、税收政策等;cityc是城市固定效应，用于控制企业所在地之间的差异，例如资源禀赋、地理位置、官员特征等。
表3第（1）列汇报了不确定性对于企业贷款的影响。结果显示，高不确定性企业的贷款难度更大，估计系数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相较于基准组企业，"不确定性=1"的企业难以贷款的概率上升 6.1个百分点，而"不确定性=2"的企业难以贷款的概率相对上升 9.4个百分点。这与以往文献的发现完全一致，当不确定性上升时，银行等金融机构为了控制贷款风险会采取惜贷行为，导致企业出现融资困难（邱兆祥和刘远亮，2010;林建浩和阮萌柯， 2016)。
在无法准确预期未来的经营收益和成本，且贷款难度上升的情况下，企业会相应地缩减规模。表 3 的第（2）~（7）列考察了不确定性和企业劳动力调整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企业在不确定较高时会明显缩减劳动力规模。相较于基准组企业，"不确定性=1"的企业辞退长期工和短期工的比例分别上升 0.409和1.002 个百分点，"不确定性=2"的企业辞退两类员工的比例分别上升1.049和1.061个百分点，短期工由于没有签订正式合同等可能原因受到的调整更为明显。同时，当不确定性较高时，员工从企业中辞职的比例也相应上升，但是不确定性对企业雇佣新员工没有显著影响。
在附表1中，我们还发现不确定性与企业研发创新支出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这与以往文献的结论是相一致的（Bloom et al.，2007; Bloom，2007;顾夏铭等，2018）。综合而言，本文使用的不确定性指标同时捕捉到了以往文献发现的不确定性与企业融资约束、劳动力雇佣和研发创新等多方面的关系，证明该指标具有较好的有效性。
2.2 不确定性与企业寻租
以往文献发现，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下，企业寻租可以获得税收减免、财政补助等多方面的收益。因此在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通过寻租可以起到缓解经营困难的作用。有鉴于此，我们将回归方程（1）的被解释变量换为 ETC 来考察不确定性和 ETC 之间的关系，回归结果在表 4 中汇报。
在表 4 的第（1）列中，我们没有对不确定性指标进行归并处理，结果表明不确定性更高的企业中 ETC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显著更高。与基准组企业相比，"不确定性=1"的企业该比例上升 0.079 个百分点，而不确定性最高的企业该比例则上升了 0.178 个百分点。第（2）列作为本文主要的回归设定，我们将"不确定=2/3/4"的企业统一归并为"不确定性=2"，发现该组企业的 ETC 占比相较于基准组上升了0.102 个百分点。但正如我们在描述性统计部分所述， ETC 占主营业务收入比例的上升即可能是因为 ETC 的上升也可能是因为主营业务收入的下降，因此我们在第（3）列中进一步考察了不确定性对于 ETC 对数值的影响。结果发现，"不确定性=1"的企业相较于基准组企业 ETC 上升了 14.5%，而"不确定性=2"的企业 ETC上升了17.6%。另外，第（4）列的结果表明这两组企业的雇员人均 ETC 相较于基准组也分别上升了9.6%和 9.2%。对比表2的均值比较，回归分析对企业规模、年龄、所有制类型以及行业、城市固定效应的控制减轻了遗漏变量问题，提高了系数估计的无偏性。
虽然上述估计初步表明了不确定性与 ETC 之间的显著关系，但在得出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寻租这一结论之前，我们仍然需要考虑三方面问题的影响。首先，宏观指标的趋势表明经济衰退期间宏观不确定性会上升，对应在企业层面上，高不确定性的企业可能自身盈利能力较差，因此我们发现的不确定性与寻租的关系可能是企业盈利能力所导致的;其次，企业招待费、差旅费支出这一会计科目不仅仅包含寻租费用，还包括企业日常经营中与客户、供应商之间的正常往来支出以及企业为了提高生产率而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交流支出等;最后，尽管表4中已经控制了不少变量，但仍然可能存在其他因素会同时导致企业不确定性和 ETC 的变化。因此，我们在表5 中尽可能地控制这些问题的干扰，验证不确定性和 ETC 之间关系的稳健性。
首先，我们在表5第（1）列回归中引入企业 2004年主营业务收入较前一年的增长率（对数）来控制盈利能力的差异，结果发现不确定性的系数估计值和显著性水平与表4中第（2）列的基准结果基本相同①;其次，考虑到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可能更加重视维护与客户及供应商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 ETC 中的非寻租类支出的上升，因此我们在第（2）列中控制了企业与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之间的合作年份，得到的系数估计结果基本相同;另外，我们已经在附表 1中发现不确定性较高的企业会更多投入研发创新，而创新的实现往往需要与其他企业之间的交流合作，这同样可能导致 ETC 中的非寻租类支出的上升，但我们在第（3）列中控制了企业的研发创新之后，系数估计结果变化不大;此外，我们在第（4）列中进一步控制了总经理是否由政府任命和学历水平，从而排除企业高管特征对于不确定性和 ETC 的双重影响，得出的系数估计值略有下降，但仍然保持高度的统计显著性;最后，我们在第（5）列中通过控制企业对"其他企业的反竞争行为"的评价来排除市场竞争对于不确定性和 ETC 的影响，估计结果仍然稳健。
2.3 不确定性与企业寻租∶异质性探讨
本节我们探讨不确定性影响企业寻租的异质性来源，这可以帮助我们甄别出哪些类型的企业更容易通过寻租的手段来应对不确定性。具体地，我们考察了三种可能的异质性——是否国企、高管能力和政企关系。在回归方程中，我们分别将归并化的不确定性指标与"是否国企""总经理学历水平是否在硕士及以上""总经理是否由政府任命"三个分类变量进行交乘，并同时控制不确定性指标和分类变量本身，此时交乘项的系数大小及其显著性代表了不同类型异质性的强弱。以下我们对此进行展开说明。
首先，不确定性对于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 业的异质性影响是以往 文献普遍关心的问题（李凤羽和杨墨竹，2015;林建浩和阮萌柯，2016;饶品贵等，2017;顾夏铭等，2018）。但是，具体到不确定性对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的影响孰大孰小，不同学者则莫衷一是。一方面，国有企业承担了不少政策性负担，企业经营目标和策略受经济政策变动的影响更大。因此，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更容易导致国有企业出现经营目标不明确、经营策略效率低等问题。而另一方面，国有企业拥有政府的隐性担保，因此在金融贷款等问题上相对非国有企业受到的限制更少，这又弱化了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本文描述性统计显示出的国有企业不确定性高于非国有企业这一结论，似乎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国有企业受不确定性的负面冲击并不会因为"所有制优势"而低于非国有企业。另外，具体到本文关心的寻租问题上，国有企业由于市场化程度低，可能更倾向于用寻租等非市场化手段来应对不确定性问题。表 6的第（1）列和第（2）列估计结果印证了这一猜测。相较于基准组，"不确定性=1"的组别中国有企业的 ETC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比非国有企业高0.223~0.244 个百分点。但是在不确定性水平更高的企业中，国企和非国企的 ETC 没有显著差别。
其次，管理层的能力可能会降低企业利用寻租手段来应对不确定性的必要性。事实上，有关中国官员晋升的研究已经发现市级官员的能力可以显著减弱其利用"机会主义行为"来实现晋升的动机（Xi et al.，2018）。将企业管理层与城市主官进行类比，我们同样可以预期企业高管的能力 与寻租之间的替代关系。在表6 的第（3）列和第（4）列中，我们用"总经理学历水平是否在硕士及以上"这一虚拟变量来衡量企业高管的能力，结果发现硕士及以上学历水平的高管可以显著减弱不确定性与 ETC 之间的正向关系。当不确定性较高时，拥有高学历水平管理层的企业 ETC占比相较其他企业低 0.173~0.199 个百分点。
最后，以往研究发现政治关联可以在税收减免、金融贷款、经营绩效等方面给企业带来好处（胡旭阳，2006∶吴文锋等，2008;余明桂和潘红波，2008;罗党论和唐清泉，2009;申广军和邹静娴，2017），因此拥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在面临不确定性时可能对寻租这一手段的依赖程度 更低。但从 另一个角度 来说.政治关联也为寻租提供了途径，没有政治关联的企 业缺少接触政 府官 员的机会，也就没有了寻租的可能性。因此，政治关联如何影响不确定性和寻租之间的关系无法确定。表 6的第（5）列和第（6）列利用"总经理是否由政府任命"这 一变量对政治关联异质性进行考察，结果发现企业的政治关联并没有显著影响不确定性和 ETC 之间的关系。这 一结果可能 是由上述 两种相反的机制相互抵 消所产生的。
3 工具变量与其他指标
在本节，我们首先利用工具变量的方法来进一步排除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带来的估计偏误，然后通过地区-行业层面的不确定性指标来替换企业层面的 .不确定性指标，验证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3.1工具变量估计
正如我们在数据与变量部分所叙述的，企业感知到的不确定性来源可能有多个方面，既包括外部因素，例如宏观经济政 策调整、地方主政官员更换等，也包括内部因素，例如企业管理层变动、经营方式或管理方式的调整等。因此，我们分别从这两个角度为不确定性构造了工具变量。在企业内部因素方面，我们根据问卷信息，选取企业的管理层变动作为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企业管理层的变动可能导致企业对固有的经营管理模式进行调整，从而增加企业的不确定性。而在企业外部因素，我们参考以往文献，例如徐业坤等（2013）、陈德球等（2016，2017）、才国伟等（2018），考虑企业所在地级市市长变动作为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作为主政经济建设的一把手，地级市市长的变动会提高地方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但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本文使用的是截面数据，市长是否变动只在地级市层面存在变异，这导致该变量在本文的回归设定下会被城市固定效应所吸收，无法估计其系数。因此，考虑到地方主官的变动可能对更依赖于本地市场的企业影响更大，我们将该变量与企业销售中销往本地的比例进行了交乘，用该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为了方便工具变量估计，我们将不确定性指标进一步归并成虚拟变量，即对"不稳定的经济管理政策"评分为"O"的企业不确定性为0，其余企业不确定性为1。
表7汇报了利用不确定虚拟变量进行的 OLS 估计结果和工具变量估计的一阶段 、二阶段和简约式结果，其中 A 和B 部分分别采用管理层变动、市长变动与本地销售比例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第（1）~（4）列仅控制企业年龄、企业规模、所有制类型和固定效应，第（5）~（8）列进一步控制了企业盈利能力、上下游关系、研发创新和总经理特征。B 部分每一列额外控制了企业本地销售比例。
当使用管理层变动作为工具变量时，第（1）和（5）列的 OLS 估计结果与表 5的基准结果完全一致，高不确定性企业的 ETC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相比基准组企业高0.077~0.095 个百分点。第（2）和（6）列的工具变量一阶段结果显示，企业管理层的变动导致企业感知到不确定性的概率上升 6%以上，并且估计系数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统计显著。利用工具变量尽可能排除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问题之后，第（3）～（7）列的估计结果验证了本文结论，但系数量值比 OLS 有显著的上升。第（4）～（8）列的简约式估计表明，管理层有变动的企业相比于其他企业 ETC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上升 0.076~0.104个百分点。使用市长变动与本地销售比例的交乘项作为工具变量时，一阶段结果显示市长变动使得完全依赖本地市场的企业不确定性上升了 9%以上。虽然二阶段估计的F值较小，但得出的结果仍然验证了不确定性导致 ETC 支出上升的结论。同时简约式估计结果表明，市长变动使得依赖本地市场的企业 ETC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上升了0.291~0.36个百分点。总结而言，利用工具变量进一步缓解内生性问题之后，本文结论仍然十分稳健。
3.2 其他不确定性指标
除了企业层面的不确定性指标，我们还可以利用地区-行业层面的不确定性指标来进一步验证本文的结论。Bloom（2009）提出同地区、同行业不同企业盈利能力的差异（即标准差）可以作为不确定性的有效度量，其核心思想是当不
确定性上升时不同企业在盈利能力上的分布会更加分散。但具体到企业盈利能力标准差的计算和应用时，贾珅和申广军（2016）提出了两方面的问题∶第一，如果同地区、同行业的企业数目太少，标准差的计算会出现较大的偏误;第二，标准差只度量了盈利能力分布的集中程度，无法反映平均的盈利水平，而相同标准差但不同的平均盈利水平可能反映出不同的不确定性程度。因此，贾珅和申广军（2016）使用亏损率衡量不确定性，即同地区、同行业亏损企业的比例。本文同时采用亏损率、度量盈利能力的利润率和 ROA 标准差作为不确定性的额外度量，利用如下的回归方程来检验这些度量指标和 ETC 之间的关系。
(2)
表8中的结果显示，ETC 对亏损率、利润率标准差和 ROA 标准差的回归系数均为正，表明地区-行业层面的不确定性导致企业寻租的上升。需要说明的是，利用地区-行业层面指标回归得到的系数显著性相比于企业层面指标有明显下降，一方面是由于本文使用的数据仅来自于120 个城市的 30 个制造业行业，地区-行业层面指标的变异程度明显小于企业层面指标，另一方面是因为地区-行业层面指标的部分变异被回归方程中的地区固定效应和行业固定效应所吸收。尽管如此，这些指标与ETC之间的正向关系仍然验证了本文的结论。
4 结论
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对实体经济造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以往文献大多从投资、劳动力雇佣等角度研究不确定性上升时企业如何被动调整生产经营活动，而较少研究企业采取何种手段主动应对，以求降低不确定性对于自身的负面冲击。本文认为，寻租是企业可能采取的主动策略之一。在我国的制度背景之下，地方政府掌握了大量的经济和行政资源。企业通过寻租可以获得税收减免、政策补贴等多方面的好处，从而帮助企业缓解高不确定性下的经营困难。
利用世界银行 2005年投资环境调查，本文首先发现不确定较高时企业的经营困难加大，体现在企业获得贷款的难度上升，雇佣的劳动力规模下降。进一步采用 ETC度量寻租费用之后，我们发现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的 ETC 显著提高，该结论在控制了企业盈利能力 、上下游关系、创新活动，总经理特征，市场竞争等可能的干扰性因素之后仍然稳健。同时，不确定性对企业寻租的正 向影响在国有企业和高管学历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但政治关联程度不同的企业之间没有明显差异。最后，我们分别通过使用企业的管理层变动和地方主政官员变动构造不确定性的工具变量、用地区-行业层面的指标度量不确定性等多种方法进一步验证了不确定性和 ETC 之间的关系，从而提高了文章结论的可靠性。
附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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